【杉下說德文】石賈墨｜《給十九歲的我》的諷刺

照片攝於2008年母校的物理實驗室， 15年前我是一個熱愛科學的理科生，誰又會想到15年之後，我會成為一個語文教師呢？

偏執的德國人

幾年前，在一個風和日麗的下午，望向波光粼粼的人工湖，我和幾個德國朋友在輕鬆開放的氣氛下，聊起了有關香港的政事。

「我有使用Facebook和其他社交媒體，但永遠不會留言或點讚，因為你永遠不知道，你的言論和數碼歷史，在什麼時候會成為你不可磨滅的一部分，甚至可能在政權更替之後成為你的罪證。」

我的一個德國友人如是說。

我有一點好奇，她年紀並不大，柏林圍牆倒下的一瞬間，還只是一個嬰兒。雖然未經歷過猶如德國電影《竊聽風暴》(Das Leben der Anderen)，那種東德國安局的貼身監聽，但這種對於網絡痕跡的警戒心，在德國社會十分普遍，對於很多香港人來講，可能都是屬於過敏性偏執。

《給十九歲的我》的爭議

近日，張婉婷執導的《給十九歲的我》公映後不久，就引起巨大爭議，電影中有女同學向媒體苦訴，導演在拍攝紀錄片期間沒有尊重他們的意願。「牛下女車神」李慧詩亦公開譴責，表明電影當中她的受訪片段，是在沒有溝通過的情況下拍攝。而放上戲院的銀幕，也沒有通知過一聲，更不用說沒有取得正式的同意書。

德國中小企都怕怕的「DSGVO」

2018年年中，德國的中小企都陷入恐慌：經過兩年緩衝期後，《一般資料保護規則》（英語：GDPR, 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，德語則爲：DSGVO, Datenschutz-Grundverordnung）這一條歐盟法規正式執行。

政策剛剛出來的時候，對於很多中小企來說，都是一個很大的挑戰。當時我工作的公司，員工人數不夠一百人，但也有需要尋找一個員工專責處理法規的要求，檢視所有員工個人資料，客戶資料等，看看處理個人資料的流程是否合法。

德國是出名的中小企大國，很多公司內部的氣氛就真是像一個家庭，很多人都會為同事的生日蒐集一點禮物，送上生日祝福。但法規一推出後，現在這種做法已經買少見少了，因爲人事部如果讓其他同事知道某人的生日日期，可能已經是侵犯私隱。

同樣地，如果同事申請病假，本身就無需要跟僱主說明自己的病況。而如果你在請假的時候，提及了自己的病情，老闆在沒有你的書面同意情況下將你的病情轉告知其他同事，一句「他患上了感冒，今天不來上班」，也可以是一個「敏感醫療紀錄」，也可能也會侵犯了你的私隱。

當時，公司要連繪圖員，在圖則的上面記下的姓名，也需要修改，使用特殊的員工號碼，讓顧客得到圖則後，只能見到外界無法直接識別的資料。

張導的行徑，在歐洲已屬罪行

到底這樣的規定，是否過激，大家可以討論，如何取得「方便」和「私隱」的平衡，當然是一個複雜的話題。但事實上，現今數碼世界資訊流通，一旦有什麼個人資訊不慎外流，基本上已經沒有令到其在互聯網消失的方法。「互聯網不會忘記」，好笑的梗圖如是，令人身陷險境的敏感資料也如是。

導演的行徑，在香港會引起輿論批評，在德國卻是實實在在的犯法行為。歐盟的法規，有所謂的「個體參與原則」(Individual Participation Principle)和「被遺忘權」(Right to be forgotten)，就算之前同意過攝影工作，受訪的一方也可以隨時收回同意書，要求控制資料的一方立刻刪除所有相關資料。

說好香港故事的諷刺

「學校是社會的縮影」，這個講法真諷刺。張導演受到政府邀請，「說好香港故事」，原來自己就是手執導筒的權貴人士，不理學生要求，「作品就是硬道理」，強行公映。這不就是跟政府一樣，「發展就是硬道理」，誣陷年青人「破壞香港繁榮安定」，卻無視自己的野蠻強權，奪取了多少年青人對自由和民主的盼望！

原文連載於《大紀元時報》專欄《杉下說德文｜石賈墨》